水声从里面传出，俨然是一种温暖的氛围。妻子正在洗澡。我穿着拖鞋走下楼去便利店买烟，老板萧永康笑着调侃我，问我昨晚不是才买了两盒，怎么这么快又来了。我手中的零钱掉落在玻璃柜上，发出一声轻响。昨晚我忙于跑夜班，凌晨三点才结束工作。老板提到有个穿着灰夹克、和一名年轻女子在店里消费，还是用我的手机号积分的。此时我呆立在柜台前，脑海一片混乱。回到家时，妻子正好洗完澡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她问我买东西怎么花了这么久。我看着她，心里一阵紧张，喉咙干涩。

我叫何绍辉，四十五岁，开夜班的出租车司机，已经这样的生活七八年了，黑夜与白天的交替让我与家人的互动越来越少。妻子沈依琳在社区医院做护士，比我小两岁，个子瘦小，不爱说话，走路轻声慢步，似乎总在小心翼翼地避开什么。我们的儿子何明杰在本地大学读大三，平日里不怎么回家。最近有些事情让我感觉到不对劲。我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，但明显感觉有些异样。沈依琳的下班时间比以前晚了，原本六点多到家，现在经常快八点才回来。每次询问她，她都是说在加班或是帮同事顶班。她的手机也设了密码，过去手机随便放置，现在她随身携带，连上厕所都紧紧握着。

有一天，她洗澡时，外套随意地扔在沙发上。我本不打算翻找，但出于好奇顺手一摸，却发现一张便利店的小票，日期显示是三天前，内容包括验孕棒和两盒安全套。我呆愣在那，看着小票，脑中一片混乱。她买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早就分开睡了，她买安全套又是何用？等她洗完澡走出来，头发还滴着水，她用毛巾擦着头，问我包里的小票怎么回事。我一问，她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又继续擦头发，说明这是帮同事购买的。问她哪个同事，她只说是个不认识的小许。在她语气的不耐烦中，我选择了沉默，但那张小票却被我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折得整整齐齐放进驾驶证的夹层里。每当开车时，我轻轻一碰，心里就如同塞了团棉花。

我妈郭玉琴七十岁，听力不好，但她的眼光很尖锐。有一天我去她家吃饭，妈问我依琳最近如何。我随口回答老样子，但她说依琳看起来瘦了，脸色也不好。我解释是她减肥，妈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问，“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？”我随口否认，但内心却感到愧疚。我妈并不知道，实际上我和沈依琳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好好说话了。她下班晚，我早出门，有时一天只见面一两次。即使同处一室，我们也是各自忙碌。她看电视，我刷手机。她的眼神总是有些恍惚，似乎在思虑着什么。

就在一个晚上，我出车之前，看到她在阳台上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她见我出现，立刻挂了，随口解释是医院的事。当我询问详细情况时，她告诉我不必管。坐在车里，我感到心里一阵压抑，方向盘的冰凉触感让我无从下手。

何明杰给我打电话，说学校需要交三千八的培训费。我质问这费用为何如此高，他解释是考证的，不交会影响毕业。我无奈地骂了几句，感觉他花钱如流水，而我辛苦开车才能挣几块钱。他沉默了，我心中疑虑重重，这孩子平时花销从来都是他妈给，怎么突然找上我了？我查看他的朋友圈，看到三天前他在学校操场的一张照片，配文是“又是一年”，照片中他穿着那件灰夹克，身边还有一个女孩的背影，隐约露出了一个肩膀。我认出那件夹克正是我的。去年换季时，沈依琳说明杰在学校冷，让我把旧夹克给他，我没有反对。但现在看到照片，我心里却一沉。真的是那件灰夹克，老板提到的正是它。

晚上沈依琳回家，我问她明杰最近要不要回来。她答道应该不回，功课紧。我说他要了钱，沈依琳处理着菜，动作一滞，随便应付了一句：“那给他吧。”我便追问她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她说当然知道，他也跟我提过。我说那他怎么不直接找你要，我似乎感受到一层微妙的矛盾。她没有回答，把菜扔进盆里，水花溅起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她的身形消瘦，白大褂穿了一整天，后领子已经发黄了。此刻我想问她小许是谁，但这问题终究卡在了我的喉咙里。我心里更多的是无力——问与不问都不能改变现状。夜深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，隔壁的沈依琳关着门，整夜静悄悄的。以前她睡得轻，我一翻身她会迷迷糊糊地问我是不是要出车了，那时她眼睛还未彻底睁开，手总是会伸过来搭在我胳膊上。现在她却关上了门，似乎与我隔着一层无形的壁垒。

第二天我查看了手机的话费账单，发现她最近与一个号码的联系颇为频繁，有时晚上还会打电话。我拨打那个号码，响了很久无人接听，再拨却是忙音。于是我发了一条短信询问对方是谁，但始终没有回应。去便利店买烟时，萧永康正趴在柜台上看手机。见到我，他抬头笑着问我今天怎么没有出车。我回答休息了一天。他给我拿烟，顺口提到我儿子最近常回来。我反问，他在学校久未回家。萧永康却说前几天还见他了，和个女孩在一起买水。我没有拆开烟盒，心中隐隐不安。问他哪个女孩，萧永康笑道，是个年轻姑娘，长发，挺秀气的。我急忙问什么时候的事，萧永康说是前天晚上，还问他认不认识我。那姑娘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我的心里却越发沉重。